中国特色现代会计理论系列研究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的ESG中国实践与治理机制研究

  进入“十五五”规划实施开局阶段，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实践已突破宏观话语体系的建构层面，深度融入微观主体的治理逻辑重构过程。环境、社会与治理（ESG）已不再仅仅作为宏观维度的政策响应标签，而是深度解构并重塑了微观主体的资源配置逻辑。随着碳排放双控体系与新质生产力布局的实质性推进，ESG表现已演变为现代企业制度中内生性的治理范式。探索这一范式如何驱动企业在多重约束下实现价值跃迁，不仅是理论界对国家战略的逻辑回应，更是对中国特色会计与治理理论体系的实质性拓展。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始终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深耕中国特色现代会计理论与治理体系研究。在响应“双碳”目标、共同富裕及数字化转型等国家战略过程中，学院教师团队在《The Accounting Review》、《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管理世界》、《会计研究》等国内外顶级期刊产出了系列研究成果。通过解析企业在绿色创新、社会责任履行及治理结构优化中的决策机理，为构建接轨国际且具备中国情境适应性的ESG评价与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立足于中国情境下的ESG实践，学院教师的研究呈现出一条覆盖“动因诱致—路径赋能—效应评价”的逻辑脉络：从外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诱致动因切入，探讨内部治理结构对ESG战略的整合路径，并重点分析数字化技术对信息生态的赋能效应，最终回归于ESG表现对资本市场风险与企业长期价值的经济后果评价。这一全链条的研究路径揭示了企业绿色治理的内在规律，并为“十五五”期间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多维度的学理参照。

一、制度场域与非正式制度约束——ESG表现的外部驱动机理

  企业的ESG决策内生于特定的制度场域，受到来自正式制度规制与非正式文化规范的双重结构性约束。在中国的情境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构成了驱动企业ESG实践最直接的外部力量。研究表明，当地方官员的环境责任通过政府环境审计等机制得以显性化与强化后，其所在城市的财政环保支出显著增加，空气质量亦相应改善（Ning Hu等，2025《AH》）[1]。这种“自上而下”的考核压力有效传导至微观企业层面，激励企业增加环境专项投资与绿色专利申请，其传导机制尤其依赖于政府授予的环境补贴，凸显了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中“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逻辑。类似的正式制度驱动效应亦体现在税收征管领域，“金税三期”工程通过技术赋能大幅提升了税收征管效率，其直接后果是压缩了企业的避税空间，从而消解了长期存在的“以捐避税”隐性契约（金智和黄承浩，2022《会计研究》）[2]。这一发现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中可能蕴含的策略性与寻租动机，而正式制度的完善能够通过制度优化促使社会责任回归其本义，但也可能在短期内抑制部分形式的社会责任投入。

  然而，制度的影响远不止于成文的法律与政策。根植于社会深层结构的非正式制度，如伦理价值观与文化认知，以更为潜隐而持久的方式塑造着企业的ESG取向。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和谐、中庸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在气候风险加剧的背景下，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其作用机制是通过促进企业获取可持续认证与激发公众环境关注来实现的（Li 和 Yao，2025《JBE》）[3]。这体现了传统文化资源在应对现代环境危机时所能提供的适应性治理框架。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以地区人工流产率代理的“敬畏文化”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影响路径，其与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呈负相关，且在法治环境相对薄弱、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压力较大的区域效应尤为显著（Yan等，2023《AF》）[4]。这表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方向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其效应可能被正式制度的强度所调节甚至扭转。进一步而言，儒家文化的影响不仅限于社会责任层面，更深入公司治理内核，与更低的CEO薪酬、更小的CEO薪酬差距以及更大的性别薪酬差距相关联，这与其所内嵌的节制主义、集体主义和父权主义核心价值相契合（Jin等，2023《CGIR》）[5]。

  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交织的复杂场域中，企业ESG行为呈现出高度的策略性与权变性。公共环境意识的骤然提升，例如环保纪录片《穹顶之下》的发布，在产生积极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引发了非预期的行为扭曲：污染企业倾向于实施向下的盈余管理，以期换取更多的政府环保补贴或更轻的环境违规处罚（Hu等，2024《JAPP》）[6]。这揭示出在政策激励与监管压力并存的制度环境下，企业财务报告行为存在被异化的风险。同样，机构投资者的行为模式亦深刻塑造着ESG实践。共同机构所有权可能基于减弱行业内竞争的动机，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呈现负相关，这一“反竞争效应”在投资期限较长或社会倾向较低的共同所有者中更为突出（Cheng等，2022《JBF》）[7]。高管的政治认知结构则是另一个关键的解释变量，拥有意识形态导向的高管更倾向于发布具有实质内容的社会责任报告并切实贡献于社会，而晋升导向的高管则更易导致社会责任承诺与实际作为之间的“脱耦”（Wang等，2024《EJF》）[8]。这些研究共同表明，解析中国企业ESG表现的驱动逻辑，必须将其置于正式制度约束、非正式文化渗透以及市场主体策略性回应的三维分析框架中予以系统性考察。

二、治理结构与战略内化——ESG行为的内部决策机理

  外部制度压力向企业内部行为的传导与转化，高度依赖于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核心中介机制。治理结构的完备性与有效性直接决定了ESG战略是深度内化为组织的长期价值导向，还是仅仅停留于表面化的策略性工具。高管团队作为战略制定与执行的核心主体，其构成特征与稳定状态发挥着首要作用。新任CEO因面临稳固内部经营、应对外部竞争与谋划个人职业发展等多重职业顾虑，其履新初期倾向于收缩企业的策略性ESG行为，并对抑制ESG言行不一致缺口具有显著作用（吉利等，2025《南开管理评论》）[9]。相反，高管团队的稳定性则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与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两条关键路径，有效抑制了ESG“漂绿”现象（Deng等，2025《BSE》）[10]。高管的个人背景特质亦构成重要的影响因素，具有军事背景的管理者所在的企业，其应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均显著更高，且更易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这一效应在内部控制体系薄弱的国有企业中尤为凸显（Lai等，2023《Kyklos》）[11]，揭示了特定管理者特质与公司治理基础交互作用下可能催生的代理风险。

  董事会的构成、角色定位与激励安排是公司治理体系的基石，深刻影响着其监督与战略咨询效能。独立董事持股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显著增强了独立董事的履职独立性及监督积极性，具体表现为更频繁地发表异议意见，并能有效制约大股东掏空与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邓博夫和董雅浩，2021《当代财经》）[12]。董事会秘书持股则从信息沟通效率的维度提升了治理效能，其通过抑制大股东利益侵占和利用年报文本的积极语调传递利好信号，增强了盈余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尽管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直接提升作用尚不显著（刘佳伟等，2022《外国经济与管理》）[13]。女性董事的治理影响则呈现出显著的权变性特征，其比例提升可能与投资效率的降低相关联，但这种潜在负面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或组织权力结构较为分散的情境下会被削弱（金智等，2015《会计研究》）[14]，凸显了董事会性别多元化效应的发挥有赖于与之匹配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权力制衡结构。关于董事兼任多重职务的“繁忙董事”议题，其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可能导致监督缺位，另一方面则能带来信息与资源优势。以前瞻性的自然实验为基础的研究发现，在因并购导致董事网络连接断裂后，连接受损较小的企业其运营绩效与战略咨询改善最为明显，而连接严重断裂的企业则改善甚微甚至受损（Brown等，2019《TAR》）[15]，这为审视董事外部网络的价值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经验证据。

  内部控制系统是确保包括ESG在内的各项战略得以贯彻实施、防范各类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化保障。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具备独立性、秉持长期投资理念以及持股比例较高的大型机构，能够发挥积极的外部监督作用，有效抑制内部控制缺陷的产生（李越冬和严青，2017《会计研究》）[16]。然而，内部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并非绝对，其可能被嵌入组织内部的政治关联网络所侵蚀。当企业高管拥有政治关联，尤其是代表型关联时，内部控制对于高管隐性腐败行为的抑制作用会被显著削弱，且这一削弱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Wang等，2022《EMFT》）[17]。这表明在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非正式的政商关系网络可能穿透正式的内部控制体系，从而影响其治理效能。综上所述，内部治理结构通过高管团队的战略决策、董事会的监督制衡以及内部控制的过程保障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共同构成了ESG战略得以内化并有效实施的微观基础。这三个层面相互影响、动态协同，并与外部制度环境持续互动，最终塑造了企业ESG行为的真实图景与实践质量。

三、数智转型与信息生态重塑——ESG治理的技术路径

  数字智能技术的系统性创新正在深刻重构ESG信息的生产、鉴证、传播与消费全链条，为破解传统ESG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印象管理与信任赤字等结构性难题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范式与解决方案。在ESG信息披露的前端，企业策略性地运用多模态元素进行印象管理的现象日益凸显。借助深度学习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分析表明，身处社会争议性行业、文本信息披露较为简略或ESG绩效表现欠佳的企业，更倾向于在ESG报告中大量使用图片，尤其是缺乏具体信息载体的通用图像，旨在塑造更为积极的利益相关者认知（Albrecht等，2025《AOS》）[18]。然而，市场的信息处理能力亦在进化，机构投资者与专业的ESG评奖委员会能够有效识别并惩戒此类策略性行为，同时嘉奖那些真实展现企业具体ESG实践的特定图像。这揭示出在数字化呈现成为主流沟通方式的时代，ESG信息博弈已从纯文本维度扩展至多模态领域，但专业的分析能力与深入的尽职调查仍是甄别“绿色伪装”的核心依归。

  为从源头上提升ESG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构建清晰、公认的质量标准与可比的披露框架是根本前提。相较于传统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对可靠性、可比性的强调，社会责任信息的使用者对其相关性、可理解性、平衡性与完整性赋予了更高的权重（吉利等，2013《会计研究》）[19]。这一基于信息使用者需求调查的实证发现，为构建区别于财务报告、更契合非财务信息披露本质特征的质量评估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面对全球范围内ESG披露标准纷繁复杂、报告横向可比性不足的普遍困境，前沿研究提出了融合文本挖掘自动化处理与专家人工判读的混合方法学，能够从海量的现有企业报告与权威国际标准中动态提取简化的、具备行业适应性的分类学体系，从而显著增强ESG报告的跨公司可比性与实践应用价值（Yu等，2023《JETA》）[20]。

  在信息鉴证与质量保证环节，传统依赖于抽样测试和文档审核的财务审计方法已难以有效应对ESG证据的多元化、实时性与物理性等新型挑战。以“审计4.0”为代表的新一代鉴证范式应运而生，其核心在于综合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卫星遥感等前沿技术，直接从物理世界（例如通过高精度卫星图像连续监测温室气体排放）持续获取客观、独立的第三方证据，从而为ESG报告提供更为及时、精准和可靠的鉴证服务（Gu等，2023《JETA》）[21]。这一技术路径不仅极大拓展了审计证据的来源范围与可靠性层级，也深刻驱动着审计职业的知识结构转型与能力升级。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智慧城市的建设浪潮为公共部门的ESG治理与报告开辟了全新的数据疆域与应用场景。政府作为至关重要的可持续发展责任主体，其综合性ESG报告可深度整合智慧城市日常运行所产生的交通流量、能源消耗、环境质量等实时、多源数据，从而构建起一套超越传统财务与服务绩效报告的、全景式政府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价体系（Gu等，2024《IJAIS》）[22]。概言之，数智转型正在从印象管理识别、质量标准构建、鉴证技术革新以及报告主体拓展等多个维度，系统性地重塑ESG治理的底层信息生态，推动ESG实践从模糊定性走向清晰量化，从自愿披露走向可信鉴证，从单一的企业微观层面延伸至社会整体的宏观治理架构。

四、风险防范与价值共生——ESG表现的产出效应评价

  企业积极践行ESG理念的最终归宿，在于其能否有效管理长期不确定性、获取关键性战略资源并最终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良性共生与协同增长。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卓越的ESG表现并非仅是消耗资源的成本中心，而是能够通过多重复杂传导机制转化为企业的战略性资产，尤其在风险缓释与稀缺资源获取方面展现出显著效能。ESG首先作为有效的风险缓释工具发挥作用。当企业面临潜在或现实的诉讼风险时，会显著提升其慈善捐赠水平，此举承担着声誉保险的功能，以期在不利事件发生时缓冲其对组织声誉与价值的冲击，这一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但法治化水平相对滞后的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傅超和吉利，2017《南开管理评论》）[23]。

  在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周期性波动时，良好的社会责任履责记录成为传递企业稳健经营与诚信特质的关键信号，即使在货币政策趋于紧缩的时期，高社会责任表现的企业仍能获得相对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凸显了其在逆周期环境下的财务韧性（张正勇和邓博夫，2018《科研管理》）[24]。更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是，企业积极参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特别是以产业发展模式深度介入时，能够通过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积极信号（信息效应）和直接获取政策性资源（资源效应）双重渠道，有效缓解自身面临的融资约束（邓博夫等，2020《财经研究》）[25]。

  ESG表现通过强化关系资本与优化供应链协同，为企业构建更具韧性与竞争力的商业生态系统。企业与机构投资者之间基于地理邻近、校友网络等形成的社会邻近性，虽未带来显著的超额投资回报，却能实质性增加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提升其市场估值与股票流动性，这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尤为严重的中小型企业而言至关重要（Kuchler等，2022《TRFS》）[26]。在垂直的供应链关系中，客户企业所在地所蕴含的丰厚社会资本，通常表现为强烈的非正式规范约束与密集的社会网络联结，能够内化地抑制其机会主义行为，促进供应链成员间的深度协作，从而显著提升上游供应商的盈利水平；且当客户与供应商地理距离更近、客户管理层面临更强的短期业绩激励时，这一正向溢出效应更为凸显（Dai等，2024《POM》）[27]。这揭示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能够跨越明晰的企业边界，产生积极的经济外部性。

  在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与响应国家重大战略方面，ESG展现出引领发展范式转型的长期价值。绿色投资基金的持股不仅能够缓解被投资企业的融资约束，其积累的丰富行业知识与经验还能为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提供宝贵的知识溢出，从而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与质量，这一驱动作用在国有企业及国家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明确化之后更为强劲（Yi等，2023《EE》）[28]。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ESG的价值创造效应并非无条件普适，其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深受企业整体战略定位的调节。采用探索型战略、致力于开拓新市场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投入与财务绩效呈正向关联；而采用防御型战略、专注于巩固现有市场的企业，二者则可能呈现负向关联（Deng等，2022《EMFT》）[29]。这深刻阐明，ESG实践必须与企业的核心竞争战略与资源禀赋形成战略协同，方能释放其最大的价值潜能。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而言，其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主要受外部环境监管压力的驱动，与企业所在地的环境质量呈现负相关，且研究未发现其与短期财务绩效或企业市场价值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表明此类环境治理行为的初始动机更倾向于合规性响应而非战略性逐利（吉利和苏朦，2016《会计研究》）[30]。这提示政策制定者，若要推动企业、尤其是高环境风险行业进行根本性的绿色转型，可能需要超越单纯的合规性监管，通过机制设计将环境外部性更彻底地内化为企业的财务成本，或构建更具吸引力的经济激励体系。

结语

  从外部制度场域的约束到内部治理结构的内化，从数智技术的全面赋能到长期价值的共生演化，ESG在中国企业的实践已然构建起一个多层次互动、动态演进的复杂治理生态系统。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研究始终根植于中国独特的制度情境与鲜活的企业实践，致力于严谨解构ESG实践背后的经济逻辑、治理机理与价值效应，为推动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转型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前沿的决策参考。展望未来，学院将继续深耕于绿色金融、数字经济与公司治理等交叉前沿领域，为建构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的ESG理论体系与话语范式持续贡献学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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