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优化资本配置效率,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逯东教授长期围绕国有企业治理、企业创新与资本市场财务等方向开展研究,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创新与人才激励、产业政策与资本配置、独立董事治理等领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回应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
立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议题,逯东教授的研究既关注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优化,也关注企业创新驱动与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并进一步延伸到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等公司治理前沿问题。整体来看,其研究脉络呈现出由治理机制、创新激励到制度优化的递进逻辑,为理解中国企业治理与发展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视角。
一、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破解“责权利”匹配难题
在国企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国有企业“责权利”有效匹配,是提升治理效率的重要前提。围绕这一问题,逯东教授指出,国有企业管理者通常拥有较强的资源配置能力,同时肩负“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但企业经营本质上仍然遵循商业逻辑,扩张必然伴随风险。在激励机制不足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管理者容易缺乏充分的市场竞争意识,在业务拓展上趋于保守,从而影响企业发展活力。
进一步看,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推动国有企业从“管资产”走向“管资本”,逐步从具体经营事务中退出,形成以资本运营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并通过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符合产业政策导向、按市场规则运行的产业基金,更有效支持科创类企业发展。这一思路既有助于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也有助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进而更好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推动下的国有资本高质量发展框架。
围绕国企治理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财经科学》等期刊。
二、企业创新人才选拔:构建有效的人才梯队与激励机制
创新驱动发展离不开稳定的人才梯队和与之匹配的激励机制。围绕企业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问题,逯东教授强调,优秀企业往往具有持续培养人才的能力,应当形成重视内部培养的人才文化和有效的内部选拔机制,使大部分重要核心创新人才成长于企业内部。同时,外部引进人才也需要经过一定时期的企业内部历练,逐步融入组织文化后再承担关键职责,这对于形成稳定、有效的创新人才梯队具有重要意义。
在人才激励方面,逯东教授进一步指出,创新活动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和持续试错的特点,因此企业需要建立一套与研发创新活动相兼容的激励机制。短期内,研发投入未必能够迅速转化为业绩提升,甚至可能对当期经营表现形成压力;但从长期看,企业持续发展又离不开关键技术突破和创新积累。这意味着,企业在激励创新参与者时,既要对创新成果给予充分激励,也要对短期创新受阻保持必要容忍,通过“强激励”与“定心丸”并重的制度安排,提升创新活动的持续性。
从市场竞争规律来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创新人才激励方面并不存在根本不同的逻辑。无论企业股权性质如何变化,创新活动都应遵循市场化激励原则,这也是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基础。
围绕企业创新与人才激励,相关研究成果《内部培养与外部空降:谁更能促进企业创新》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0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全文转载;《企业创新与原始股激励——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发表于《会计研究》2021年第12期;《家族企业创始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发表于《南开管理评论》2024年第8期。
三、产业政策与资本配置:引导资本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产业政策如何更有效引导资本流向高效率领域,是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对此,逯东教授认为,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引导社会资源和要素流向边际效率更高的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优化。
从实现路径来看,更有效地引导资本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需要更好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双重作用,引导市场主体在战略产业中形成资本集聚,并推动新型投资工具在更大范围内实践应用。以并购基金等融资模式为例,这类工具通过提高直接金融比重,不仅能够服务新兴产业发展,也有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防范金融风险。
与此同时,政府基金在产业政策实施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政府基金能够通过引导和杠杆效应激发多层次社会资本活力;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监督功能保障资金使用方向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围绕这一逻辑,探索“政府基金引导+其他资本跟投+公司产业跟进”的扶持模式,有助于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并在微观层面推动宏观产业政策落地,从而改善产业政策实施效果。
围绕产业政策与资本配置,相关研究成果《产业政策能否促进资本“联姻”——基于上市公司设立并购基金的视角》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3期;《并购基金能促进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吗——基于“二次并购”视角》发表于《会计研究》2023年第10期。
四、独立董事制度改革:实现“权责匹配”是关键
随着康美案后独立董事责任显著加重,独立董事制度改革再次成为资本市场治理中的重要议题。围绕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问题,逯东教授认为,单纯依赖严厉的事后惩罚,并不能真正提升独立董事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实现制度意义上的“权责匹配”。
从制度实践看,独立董事的职权范围虽然在规则层面已有较为明确的界定,但在具体履职方式上仍存在可操作性不足的问题。名义上,独立董事对人事任免、投融资安排、会计调整等重大事项具有广泛职责,但在实际运行中,往往缺乏足够时间、精力、激励和专业支持来有效履职。同时,独立董事的选聘权通常掌握在控股股东手中,这也使其难以在公司内部真正形成对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有力制衡。“权责不匹配”不仅削弱制度实际效果,也可能带来高质量独立董事流失与过度治理等问题。
基于这一现实约束,逯东教授提出,独立董事制度改革应进一步从权责关系出发,充分考虑惩罚力度与实际责任承担之间的匹配性,避免因处罚过重而导致行为扭曲。同时,也有必要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步优化制度设计:在供给端,通过建立独立董事人才信息库,增强市场约束和优胜劣汰机制;在需求端,则应适度放宽独立董事人数占比和任期限制,使上市公司在独立董事配置上具备更大自主性。
围绕独立董事治理与制度改革,相关研究成果《慌不择路还是风险规避:康美事件冲击下的独立董事辞职信号研究》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6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财务与会计导刊(理论版)》全文转载;《独立董事官员背景类型与上市公司违规研究》发表于《会计研究》2017年第8期。
五、快问快答
推荐给同学们的一本非专业书是什么?
《商界局外人》
您理想中的研究,是什么样的?
出人意料,情理之中。
研究中较常遇到的棘手问题是什么,如何克服?
找到有足够研究价值的选题,多了解现实中重要的实践问题。
原文阅读
(一)国有企业治理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1. 逯东, 黄丹, 杨丹. 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的董事会权力与并购效率[J]. 管理世界, 2019(6).
2. 高杰, 余渡, 逯东. 从“混”到“改”:国有股参与民营企业治理的技术创新效应[J]. 财经科学, 2022(10).
3. 江沐子, 逯东. 国有企业委托贷款结构优化:非国有股东治理视角[J]. 财经科学, 2024(10).
(二)企业创新与人才激励
1. 逯东, 余渡, 黄丹, 杨仁眉. 内部培养与外部空降:谁更能促进企业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10): 157-174.
2. 余渡, 逯东, 杨丹. 企业创新与原始股激励——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21(12).
3. 贺康, 逯东, 张立光. 家族企业创始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J]. 南开管理评论, 2024(8).
(三)产业政策与资本配置
1. 逯东, 宋昕倍. 产业政策能否促进资本“联姻”——基于上市公司设立并购基金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3): 114-132.
2. 宋昕倍, 逯东. 并购基金能促进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吗——基于“二次并购”视角[J]. 会计研究, 2023(10).
(四)独立董事治理与制度改革
1. 逯东, 江沐子. 慌不择路还是风险规避:康美事件冲击下的独立董事辞职信号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6): 174-192.
2. 逯东, 谢璇, 杨丹. 独立董事官员背景类型与上市公司违规研究[J]. 会计研究, 2017(8).